周到|换房时代，上海人想拥有一间新居有多难？( 二 ) 上海活跃的民间换房市场

无数次泡在淡水路，不断打听信息，周建国终于换走了顺昌路的房子，换来了茂名南路底楼一间， 23平米。
“坏处是三楼换一楼，牺牲了采光和几平方面积，好处是旧里换新里，关键地段好了呀！”
第一次换房后，周建国明显感受到好地段带来的“光环” 。跟他换房的是一名画家，隔壁邻居呢，住的是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的原唱沈小岑。
不过，周建国没有止步于此，他还想要更“扎台型”的房子。
他依然是淡水路的“常客” 。很快他又打听到了一间带壁炉的老公寓，位于陕西北路。
上门一看，周建国立马心动了——房间带双阳台、落地窗，站在马路上一眼望过去，相当漂亮。
“要是跟朋友走在马路上，我手一指，那间落地窗双阳台的房子就是我家，多少有面子！”
周建国果断把茂名路的房子和老公寓住户对调，又牺牲了2平方米面积，让家人住进了这间21平方米的老公寓。
至此，他小时候的“上只角洋房梦”算是实现了。
“对方这么漂亮的洋房式公寓，为什么愿意跟你一楼的那间换？”我们有点好奇。
“听说这家人是跟邻居闹意见了，待不下去，想快点搬走。 ”他回答说。
公房调门面房
房子的档次上去了，但一家人的生计问题依然摆在周建国面前。
80年代初期，周建国在柳林路做服装生意，后来又辗转到上海木偶剧场，做了一段时间柜台生意。
他是家中老大，自己也成了家，肩负着大家庭、小家庭双重的生计担子。
除了做生意贴补家里，周建国又在调房市场里发现了一些“商机” 。
当时个体户还很“边缘化” 。 “格辰光人家看不起的。 ”周建国说。
但第一代个体户已经成长起来，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。
周建国算了一笔账，假如把家里的房子换成沿街门面，租给别人开店，拿到手的租金不会低，一部分用来给家人租间房子，另一部分就能补贴家用。
于是，周建国又“杀回”淡水路，开始以门面为目标寻寻觅觅。当静安区中心地段这间现在被他用来开小饭店的沿街房子出现时，周建国果断把握住了机会。
“对方屋里向4个女儿，其中两个已经谈男朋友了。一家人带着两个男朋友，到阿拉落地窗双阳台的房子里向一看，也蛮看得中。 ”
“也是一种虚荣心嘛！侬想想看，等伊拉女儿结婚了，对方亲家上门一看，肯定心里想，这家人老早屋里向条件肯定好噢！”
尽管对方看得中，但毕竟面积上要“吃亏”——陕西北路的房子是21平米，门面房子是23个平方。为了拿下这间门面房子，周建国又另外贴了600块钱。
“后头我把门面出租，每月租金1000块，帮家人外头借房子400块，多出来每个月600块钱，一家老小日常开销够了。 ”
没想到几年后，个体户越来越多，门面房子的价值飙升，周建国的门面房更金贵了。
有人提出，想用两套公房换他的这间门面房，但周建国都拒绝了。
“当时要是用门面房一调二，就没有今天小饭店的故事了。 ”
从调房市场到二手房交易市场
“一调二”、“二调一” 也是调房时代常见的一种方式。
刘晓英住在徐家汇“九栋楼”一套小三房里，这间房就是“二调一”换来的。但不是通过民间市场，而是房管所的住房交换会场。
当时各个区的房管所有专门的住房交换部门，还会开设住房交换交流会，有专门的职工帮大家出谋划策。
1988年，刘晓英还在外地工作，妹妹住在天山五村的两室户，父母住在建国西路新式里弄里， 20多个平方米。
当时妹妹一家要移居到法国。按照政策，妹妹要是一走，天山五村的房子就要“归公”了。
家人决定，赶在她妹妹出国前，将这两间房“二调一” ，换一间更好一点的住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