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的艺术即修行思想到底是什么，又是如何改变中国文化面貌的

很多重要的思想观念，都是因为反对时代主流观念做出的应激反应。北宋文学家苏轼倡导的艺术即修行，就与当时的主流思想观念不同而遭到很多人的反对。在苏轼身处的年代很对人觉得诗词歌赋，或者琴棋书画这些艺术不是修行方式，因为他们不能让你获得知识。但经过时间的洗礼后人们才发现，苏轼提倡的艺术即修行其实才是更有智慧的思想。下面，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何苏轼的思想是更具有智慧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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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画像
苏轼是如何提出艺术即修行的思想
苏轼提出艺术即修行的思想与他所处时代环境有关，我们从下面三个例子来看一下，苏轼是如何在反驳主流观念的过程中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。
第一个例子，苏轼反驳王安石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
苏轼与王安石的争端在于科举考试怎么才能选贤任能。在北宋，普通学子学习的首要目的当然是要考科举求功名了，所以学习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考试政策的问题。王安石刚开始变法就拿科举开刀，取消了诗赋科，改成考看起来更实用的时务科。王安石觉得写诗是艺术创作，对实际工作没什么帮助，就该取消。他这么做是看到了科举考试的局限性，就是：考的跟用的根本是两回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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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制度
但苏轼却专门写了一篇奏折反驳了王安石，理由就是：没必要。因为苏轼觉得科举改革是系统问题，除非王安石能把科举体制和选拔渠道都改了，否则只改考试科目，注定收效甚微。而且时务科也是写文章，跟写诗作赋没有本质区别，都不能证明实际工作能力，也都可以展现综合思维能力，所以改科目不能起到本质的改变。历史似乎证明苏轼是对的，王安石小修小补的变法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。
第二个例子，苏轼与程颐开创的程朱理学底层逻辑完全相反
程颐是程朱理学的开创者，程朱理学在后来的一千多年逐渐成了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，之后的科举考试也确实取消了考诗赋，考试的参考书也是理学规定的儒家经典“四书五经”。而且理学家跟王安石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也一样反对学诗词歌赋和琴棋书画。那么理学对科举的改革是否成功了呢？答案也是否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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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朱理学代表人物程颐和朱熹
理学家认为，真理就在圣贤书里，读圣贤书就能获得真理，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。所以，理学家眼中学习的正路只有一条，就是读圣贤书，然后依照圣人的标准磨炼品行。写诗、画画这些艺术手段不仅没用，还可能有害。但是当整个社会都接受理学的时候，理学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。理学把人生的目标局限在一条路线上，就是读圣贤书，然后成为道德高尚的人。
但苏轼的思想跟程颐开创的程朱理学在基本逻辑上是完全相反的，他的思想代表的是另外一条思想道路。苏轼就觉得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都是学习的方法，跟读圣贤书没有本质区别。
第三个例子，苏轼用佛教“方便法门”的方法来倡导学习诗词歌赋和琴棋书画
这个例子要说到一个侍僧，就是思聪，他属于禅宗，禅宗的修行方法给人印象比较简单直接，就是当头棒喝，立地成佛。这是因为禅宗也一样承认语言和认知是有局限的，这看似与苏轼的观点差不多，但这种方法有一个弊端，就是会让人陷入怀疑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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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朱理学代表人物程颐和朱熹
既然语言表达不了真理，那看书还有什么用呢？所以禅宗有个不立字的说法。不立文字，那当然也不该写诗了。实际上，僧人写诗就是两头不讨好，文人会嘲讽僧人没有日常生活经验写不好诗，而当时佛教内部又认为写诗犯了清规戒律，那写诗就不能成为学佛的方式。
那这个问题就跟前面说到的理学家的问题如出一辙，文人就应该专心读圣贤书，僧人学佛就应该专心学佛，文学艺术都是无用的干扰。苏轼后来给思聪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想帮喜欢写诗弹琴的思聪解决这个困惑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说苏轼是借劝慰思聪来提出自己的观点。他的观点就是：写诗不仅是学佛的方式，而且还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。
苏轼和禅宗的共同点是承认语言和认知有局限，既然靠语言没办法彻悟，那就得借助其他方法，用大众喜欢并且接受的方式方法来弘扬佛法，这就是佛教中方便法门的意思。任何学习方式都可以成为方便法门，图像、学术、冥想、瑜伽，甚至是实用手艺，都能抵达同一个终点，就都是艺术修行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