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市|蓟城考古，溯源北京( 二 ) 先秦|黄帝|法源寺

古井密处即市井
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陆续在宣武门、和平门、白云观、琉璃厂、新华街、象来街、北线阁、广内大街、校场口、牛街、陶然亭、姚家井、白纸坊乃至西单大木仓等地，发现了成片的古陶井，数量多达数百口。其中尤以白云观以西至宣武门豁口一带最为集中，仅一次探查就发现了130口，最密处在6平方米内就有4口。这些古陶井的制作相当考究，是用陶井圈一节一节迭砌而成的，井底还残留着汲水用的水罐。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物的类型学分析，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水井的年代统属“东周到西汉初期” 。这也证实了古蓟城的所在，从先秦时期的蓟城到西汉时期的蓟城，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。
按照《水经注》的记载，蓟城一带水路纵横，并不缺乏灌溉用水，何以要开凿如此之多的人工水井呢？说明这里是人口稠密的城市居住区。有一个大家熟悉的词汇，叫“市井” ，形象说明了有井就有市、有市就有井的道理。至于这些水井的用途，或者是为了满足居民就近饮用清洁水的需要，或者是为了解决手工业作坊区的供水需求，或者是为了方便大型建筑工地的取水用水，总之都说明了这里是城区所在。
至于为何一些地段的水井竟然密集到了6平方米内就有4口，则应该和古代社会的“改水”习俗有关。按照古代民俗，每当旧井被污染，禽鸟不食其水时，古人就会舍弃这座容易传染疾病的水井而另开新井，称为“改水” ，于是便有了这一口紧挨一口的水井。
在上述陶水井密集区以南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南站、陶然亭、天坛、蒲黄榆、宝华里一带，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战国至汉代墓葬。特别是1973年在法源寺附近，以及1974年在白纸坊以北的地图出版社院内，接连发现了两处战国墓群，也为先秦蓟城的定位提供了可靠证据。此外， 1977年在西单白庙胡同路南商业部后院发现了一个西汉墓群，同样为蓟城的所在提供了线索。
综合上述考古发现，考古工作者得出结论：“看来蓟城的位置当在发现瓦井最密集的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。从法源寺发现有战国墓群来看，可能蓟城南墙在法源寺以北，而北城墙在西长安街以南。 ”
为什么说“从法源寺发现有战国墓群来看，可能蓟城南墙在法源寺以北”呢？中国古人向来以死者为大，以先祖为大，故而很早就有了视生死两界为一体的传统。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，墓葬区就集中在中期小城的西北部，未出城邑的范围。河南偃师二里头城址，大多数墓葬与城市生活区混在一起，其中最大的一座墓甚至紧傍大型宫殿基址。再就列国都城而言，河南新郑的郑韩故城墓葬既有在城垣外的，也有在城垣内的，其中的贵族墓就多在城垣内。燕下都的墓葬区甚至位于东西并列的两座城址的中心，其中的虚粮冢墓地即贵族墓葬区。大名鼎鼎的周公旦所封的曲阜鲁故城，从西周到东周，八百多年的墓葬基本都在城址内。我们无意说先秦时期的墓葬一概在城址内，因为琉璃河古燕都的墓葬就在城址外。同属燕国都城，琉璃河古燕都的墓葬在城址外，燕下都的墓葬在城址内，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。就先秦两汉的古蓟邑而言，其墓葬也很有可能在城址内。
蓟丘与蓟邑
《水经注》已经明确指出， “蓟邑”之称来源于“城内西北隅有蓟丘” 。在此基础上侯仁之先生又勘定：“现在白云观以西的高丘，有可能即是古代蓟丘的遗址。 ”那么，这个“蓟丘”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考古线索呢？
根据1956年的考古勘查，今白云观以西确实有一处大遗址，也有一座大土丘。经过初步试掘，可知这里分布着相当密集的陶井，已发现战国陶井36座、汉代陶井115座。在大土丘的地面上，当时散布着很多先秦陶片，几乎俯拾即是，但随着土丘被铲平却荡然无存。 1972年，考古工作者对“蓟丘”再次进行了局部发掘，果然发现了一道古城墙。这道城墙的墙基下压着三座东汉时期的墓葬，而按照考古地层学的基本原理，该城墙的建造年代不会早于东汉。于是考古工作者得出结论，判定此处“不可能是蓟城的所在” 。此论影响非常大，以致后来但凡言及蓟邑，多数学者均认为：“由后期蓟城留下的遗迹，经考古发掘证明为东汉以后所筑” 。
虽然白云观以西的古城墙下压着东汉墓葬，但在进行较大范围的发掘之前，不能说此处的东汉墓下一定没有叠压着更早的城垣和城址，更不能说白云观一带就一定不是古蓟城的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