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曾祺百年诞辰晚年他有点寂寞，约稿求画的人多，深度对话的人殊少( 二 ) 梁山伯|祝英台|悲剧|两个人|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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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以为语言有文化性，所谓文化性，不是思想的单面表述，乃对于古今中外文明的摄取。他很喜欢六朝文人的辞章，简单里有幽深的东西。那其实受了佛经的某些影响，还有上古思维里的质朴之味。中国好的文章，多不是靠词采为之，而是简约里散出幽情，贵在传神。柳宗元、欧阳修于此颇多会心，他们的文章好，乃文史修养很深的缘故。六朝以来好的文章家也是学问家，在审美上也自成一路。学问可以提升境界，却非生硬替代，而是天然形成。大凡用力去写的文章都不好，苏轼“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”，在他眼里是高明之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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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的暗示性，也是他重视的一面。他说：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，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，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，放在一起，就有一点味道。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。每句话都是警句，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。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，“加”在一起的。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，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。那样就会成为“堆砌”。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，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。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，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，并不怎么好看，但是字的各部分，字与字之间“如老翁携带幼孙，顾盼有情，痛痒相关”。中国人写字讲究“行气”。语言是处处相通，有内在的联系的。语言像树，枝干树叶，汁液流转，一枝摇了百枝摇；它是“活”的。这是夫子自道，说出了自己的审美追求。他所说的暗示性，是有多种维度的存在，有古文的复制，方言的安插，还有口语的嵌入。他行文的时候，往往点到为止，不画蛇添足。但背后有无边的背景，那里有人间世的风风雨雨。《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》，看似回忆文字，但桐城派的简约，苦雨斋式的淡雅，以及沈从文式的清秀，都在不动声色里出来，静水深流的特点，于此得以伸展。《金岳霖先生》是一篇趣作，叙事、写人，从容得很，写到漂亮的地方，便戛然而止，留下空白。但字里字外，余味儿袅袅，一时让人叹然。
汪先生还谈到语言的流动性。写作的人，倘被一种语境囚禁，便会止于生涩之途。他的笔触轻轻落下，没有声响，但却触动了读者的神经。这流动性有大雅到大俗的起伏，空漠与实有的散落，以及正经与诙谐的交汇。有时候是韵文的思维下的片段，有时是谣俗之调，有时则是若白开水的陈述。他的一些小说，语言几乎就是口语的铺陈，但偶尔夹杂文言，又冒出戏曲之腔，拓展的是一条词语的幽径。一语之中，众景悉见，转折之际，百味顿生。他取韩愈的节奏之美，剔除了道学的元素；得张岱之清越之趣，却有凝重的情思。那些流传在民间的艺术，在神韵上影响了他词语的选择，幽怨流于平静里，这在百年文学中是少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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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节选自孙郁《汪曾祺的语言之风》，完整原文刊发2020年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《新文学史料》）
【汪曾祺百年诞辰晚年他有点寂寞，约稿求画的人多，深度对话的人殊少】作者：孙郁编辑：许旸责任编辑：范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