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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《史记》的成就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被后世当作一面旗帜。后代的文人，每每在反对骈俪艰涩文风于困境时，常打着《史记》这面旗帜，以对抗顽固的形式主义文学。
唐代的古文运动韩愈、柳宗元强调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，使之和“俗下文字”即与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，到了宋初，则更推崇“韩柳文章李杜诗”。欧阳修强调要学韩愈的文章，王安石又于韩愈为典范且又不满足于此，曾巩古文必认为“本原六经，斟酌于司马迁、韩愈”。苏轼的文学主张基本上又与欧阳修王安石相同，认为文章要“有为而作”，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。后人则论及散文特征是说“韩如潮，柳如泉，欧如渊，苏如海”。由此可见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无不受《史记》影响。到了明清时代，归有光、姚鼎、方苞、刘大櫆、恽敬、张惠言等等文人，无不以《史记》为最高典范，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美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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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徘徊在祠庙与墓冢之间，久久地在思考着一个问题:司马迁的人格和命运。
司马迁遭受腐刑，仅仅是因为给李陵说了几句被后世认为公道话的小事，按照汉代法律，犯罪的人可以出钱赎罪，汉武帝对赎死罪需50万，若无钱可以腐刑代替死罪。汉武帝以“诬上”罪判司马迁死刑，但司马迁因家贫，拿不出赎金，于是遭受腐刑。
常常这样想，为什么司马迁可以为李陵辩护，而在司马迁遭受腐刑时没有人为其辩护呢？是不是这些人也怕遭受腐刑？可见在古代，文人只能在思想上依傍古人，拘泥经典，在政治上热衷仕途，委身皇权。否则注定要吃大亏，倒大霉，甚至个人命运充满荆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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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在其《报任安书》中也说过，他在被拘囚受刑时，整天寝食不安，形容枯槁，未尝没想到死，但他想到: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，他还想到了西伯、仲尼，屈原、左丘、孙子、不韦、韩非等等，这些人都是在遭受不幸后发奋著书，鸣其不平以天下后世的。《史记》在不少篇章中，有意或无意间流露出的隐痛，并蒙上了一种抑郁不平之气。
司马迁在《屈原.贾生列传》中记述了他当年访古的心情:“适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”。但他绝对想不到，他的遭遇与屈原何其相似。《史记.太史公自序》中他曾这样写道，人间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”。这郁结，也就是文人的敏感，而这敏感才使他们对这恐怖体会的更深，这种遭遇，这种被压抑的心境，贯穿于时间，由屈原始就提出了一个“不遇”的主题。
但与其他文人不同的是，如同他在《悲士不遇赋》中说的:悲夫，士生之不辰，愧顾而独存，恒克己而复礼，惧志行之无闻。谅才韙而也戾，将逮死而长勤。虽有形而不彰，徒有能而不陈。何穷达之易惑，信美恶而难分，时悠悠而荡荡，将逐屈而不伸。仅此而已，他没有让个人的不遇之情泛滥，而是用尽全力，创造了一部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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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旧的石壁模糊了，新的石碑又添进去。
在历代咏司马迁的诗文中留下了文人无数的失落与黍离之悲，也留下了无数令后人肃然起敬的赞美。
题司马迁墓
无名氏
一杯黄土乾坤老
万古雄文日月生
翠柏虬蟠传汉代
夕阳时有鷓鹄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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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门
【 太史祠/白一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