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晔|译书为何是件“苦差事”( 二 )

聂敏里说，译著在职称评审、科研奖励、工作量考核等方面都不被计算。所以，翻译基本上是一个“良心活”，译者凭着自己的学术责任感来做，所追求的是知识传播推动社会进步的效果，但所获得的只是学术界的口碑。
有学者介绍，学术评价标准有一个排序：学术论文排序最高，其中又分成A刊、B刊、C刊的等级；学术专著次之，职称评审必须要有专著，但就科研奖励而言，一本专著比不上一篇C刊论文，专著也需要通过参加部分评奖，才能得到承认和重视；而译著就是第三等的。据了解，曾有北京高校对译著进行折算，即一本译著相当于0.6篇学术论文，但后来折算也取消了。
采访中，有学者认为，忽视译著是因为对学术成果的大众推广不够重视，发表一篇本来不应该被写出来的论文，其价值远远不如翻译一篇好论文或者一本好书。也有学者指出，译著不算学术成果的主要症结在于很难量化。比如，翻译一部《尤利西斯》比翻译一本通俗文学难度大很多，著作分量和翻译水平都很难界定。相比之下，学术期刊本身就是一种标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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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者在贵州贵阳市一家书店内读书。新华社发
评价体系发挥着“指挥棒”的作用。去年，有历史学者翻译出版一位海外知名汉学家的著作，耗时多年，光是研究专有名词就下了很多功夫。该学者感叹：“至少对我来说，译一本就够了，不想再干这事了，有这时间自己都可以写好多文章和书了。”
“用爱发电”“费力不讨好”“良心活”“为他人作嫁衣”……在学术界，翻译成果不受重视渐成“不足为外人道”的老话题。于是，学术翻译出现了“平行宇宙”：一面是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“世界文学名著文库”等为代表的译介行为被文化界高度认可；另一面，回报较少的学术翻译越来越纯化为一种学术和文化上的公益行为、利他行为，同时还要接受读者对翻译质量的质疑。
“你鼓励年轻人来做文学翻译，是一个非常不负责的行为。”范晔清楚地记得一位友人对他说的这句话，所指正是译书这种“苦差事”的困境。然而，就连范晔自己也无法拒绝文学翻译对自己的“召唤”。去年，他耗时七八年翻译的《三只忧伤的老虎》正式出版，这部小说被誉为拉美的《尤利西斯》。范晔说这次翻译对自己来说是“一次空前挑战”，书中有很多古巴特色的西班牙语，结构复杂、文体丰富。为了更好地理解古巴作家因凡特所写下的“文字游戏”，要看书中提到的老电影，还要查阅方言词典。范晔说：“最初想得很简单，就是看到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想跟人分享。”
让译者不再“隐身”
究竟该如何看待翻译活动？意大利学者劳伦斯·韦努蒂写过一部翻译史，名为《译者的隐身》，指出译者就像站在作者影子里的“隐身人”。
“翻译之所以是次等活动，译本之所以是次等文本，译者之所以次于作者，都是因为翻译出自模仿而非独创。”北京大学翻译学者章文解释道。不久前，她刚刚凭借《异域的考验：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》获得第十三届傅雷翻译出版奖，可以说是翻译了一本翻译学经典后得的一个翻译奖。其实，翻译作为专门学科只有50多年的历史，人们对这项活动的认识还有许多不足之处。
章文认为，虽然译著在某种意义上是模仿，但不应该遮蔽翻译行为中巨大的创造性。事实上，所有的学术成果都是对前人成果的模仿和自我创造的结合，都植根于前人已经织就的巨大互文性网络，在这一点上，翻译与写作并无本质区别。
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三次翻译高潮，译者一直是文化的“摆渡人”，经历了从“舌人”“通事”到今天“翻译家”的地位变迁，并在严复、梁启超、鲁迅等一代代学人思想家的理论及实践中得到确认。梁启超曾言“今日之中国欲自强，第一策，当以译书为第一事”。1920年8月，陈望道翻译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，为中国革命引进了理论指南，翻译的价值无须赘言。章文认为，“翻译低于原著”是过于简单粗暴的价值判断，需“一事一议”，具体评估特定译作的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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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中国翻译界最高奖——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的德语翻译家杨武能在重庆图书馆举办的“格林童话之夜”活动上与小读者们交流。新华社发
“译者，易也，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”，翻译是分享，同时也酝酿着创造。范晔说，“文本通过译者到达更多的读者，从而产生一些事先完全无从估计的相遇，这种奇妙的感觉也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价值”。